走在前面，笑吟吟地朝众人挥手的不正是中华民国总统、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秦时竹么？

　　“大总统万岁！”众人纷纷从地上跳起身来，人群爆发出发自内心的欢呼！

　　示威游行在1914年的中国绝对是个新鲜名词，因为*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从来没有游行示威这一说，不论哪个封建王朝，对这方面的控制和处理都是极为严厉的。轻而易举就可以给你按一个“妖言惑众”的名义，万一像西汉时期太学生示威闹事，行政当局即便一时不能对付这群知识精英，在日后也要加以劈头盖脑地反攻倒算。因为，行政当局最喜欢的是“击鼓鸣冤”、“拦轿告状”最多是“万民书”之类的表达方式，这样可以方便其以高高在上、以恩赐、施舍的心态来应对民众的哀求与恳求，这种执政理念造成了他们不会也不能认同以示威游行这种以施加压力为表现形式地表达方式。

　　因此，对秦时竹容忍游行示威并同意接见学生代表的举动。内阁居然达成了相当惊人的一致。反对！无论是土生土长、熟谙官场之道的旧官僚还是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地新锐高层都不同意秦时竹的作法。岑春暄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此次中日关于青岛问题的争端，是大事、国事。怎能轻易靠民众游行示威来表态？大总统接见学生代表，任何人都会明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怎么和日本方面继续谈判？这不是把我们的态度和实际想法都暴露了？再者，现在接见了学生代表，安抚了他们，万一政府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让步，岂不是失信于民？”

　　梁士诒干脆就说：“这是学生娃子胡闹，今天有抗议青岛争端的，明日必定有抗议其它争端的，若是天天如此，岂不是社会混乱不堪？现在虽然是民国、共和了，但这并不等于国家就没有了章法，国事无小事，倘若民众一味以自己要求和愿望为准，事事都得依着他们，那还要政府做什么？我看，不但大总统不能去见他们，我们还要派警察和部队把民众驱散，还请葛副总理派几个人好言安抚一番，让他们散去了事……”

　　内阁各总长当中，唯独梁启超是吃过没有合适渠道表达自身愿望之苦地，他也因此对示威民众多加理解，但他也不赞同这种方式。“学生、民众关心国家大事，虽然是件好事，但终归要有规矩。游行示威，虽然不是针对政府而来，但毕竟影响过大，方式过激，我看是不是这样，让他们先散去，然后推举几个代表写一封请愿书递交政府即可……”

　　因此，秦时竹所延迟的半个多小时，其实成了有关紧急应对此次事件的协调会。人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一时间扭转过来的，对于这批阁员他也寄予了深刻的理解，耐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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