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党内执行上级决议不够坚决革命队伍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有苏联支持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离开了苏联的指导岂不是加艰难吗？”

　　“正因为这些主客观问题的存在，才要求我们要主动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准确地做出对应的政策，趋利避害

　　其实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中央苏区的惨重失败给党创造了独立思考、自主发展的机会，长征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生死关头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开始收回革命领导权按照自己的战略战术摆脱了困境大难不死，也算是一次浴火重生

　　此后我们虽然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但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解决、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来领导，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全面了解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做出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各种决策

　　抗日战争的爆发既是一次严峻挑战也是一次历史机遇我们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取得了与国民党在战场之外展现各自特点、用实实在在的政绩、战绩争夺民心所向的平等机会

　　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没有民众的理解支持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不是靠我们给他描绘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就能得到的，需要切实解决他的土地、温饱、就业、收入、子女教育、疾病治疗等现实困难用强烈的对比吸引他们支持、参与我党的事业

　　国统区的混乱、国军的软弱、官员的贪腐、工业的落后影响着他们的国内外形象，我曾多次提醒蒋介石以及国府高官重将予以改进，可效果不大我们不需要幸灾乐祸却必须吸取他们的教训，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不做我们就来做，他做不好的我们就努力做好

　　政治斗争不一定非要表现在战场上，军事行动只是最后的解决手段，而决定政权归属、政权稳固的是民心、是经济，我们在进行暴力夺取政权准备的同时，应该加大其他领域夺取民心的工作，开始有意识地展开军事之外的各项建设事业，培养经济、教育、技术干部周副主席正在国统区做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的工作，陈云、李卓然、林伯渠、任弼时同志在领导河西、绥远、陕西、山西民主政府开展恢复经济、创建工业、减租减息、发展民生的工作，张国焘、陈昌浩、罗荣桓、刘少奇正在敌后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

　　这些工作对于增强革命力量、扩展党的事业、厚实党的基础、锻炼党的各级干部、争取各阶层民众的支持有着重要意义，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很容易发生偏差

　　偏偏这些工作是苏联共产党没有遇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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