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又进门了，于是前面的人赶紧站起来告辞，给后面的人让地方。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说话不方便，干脆追到办公室里。所以，前几天一上班，那些厅长、局长，还有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们，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他会见的一大排。

　　前几年，李耀刚调来西江省工作，当分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逢年过节，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实在是不多，因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并没有多少。

　　等他当了江城市的市委书记，到了春节，就完全不一样了，江城市是省城，是全省最大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两百多万人口，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也是经济中心。江城市委、市政府有几千个科级以上干部，许多人眼巴巴的，都希望自己的职务能够尽快升上去。混到正科级的，就千方百计想着升副处级；混到副处级的，更盼望着升正处级；当了正处级的，还想着升副厅级。在清水衙门当官的，就想调换到更有权力更得实惠的岗位上捞一把。反正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当市委书记，谁就是老大，这个社会，都是老大说了算。他们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时候就是李耀一句话的事。所以逢年过节，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一时间门庭若市，又让他找回了原来的感觉。

　　像李耀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官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能力，也会钻营。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提拔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个时候，干部队五青黄不接，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体不好了，知识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老干部要给年轻人让路，主动让贤。各级领导班子要尽快充实一批年纪轻，有知识，有技术，在“文革”期间没有参与打砸抢活动，是逍遥派的人。

　　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这样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唯一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张那个年代一般人没有的大学文凭，仅仅几年以前，他们拥有的这张文凭曾经为他们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走到哪里，他们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还会遭来一些工农干部的白眼和群众的冷嘲热讽。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待见的人，是群众帮助和改造的对象。

　　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社会最炙手可热的一批人，上级组织部门仅仅靠一纸档案，就断定他们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虽然此前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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