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换了别人是不可能去签署的，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工作中却是实干派，列宁的思路没有托洛茨基的贯彻和推动是根本不可能落地的。也因此。列宁更多时候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而托洛茨基则掌控这全党的大局，两人意见一致的时候，俄共容易取得成绩，当两人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则俄共上下容易出现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苗头。虽然并不满意列宁的主张，但托洛茨基也清醒地看到，“战时*”已对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很多损失甚至是永久性的，这种特殊时期的极端做法根本不是向*过渡的途径。不加以调整是不行的。因此，他并没有激烈地反对列宁的主张，而是用另外一种更加温和、隐蔽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在策略上赞同列宁的意见，但在实施方法上却牢牢掌握着方向，使这场争论没有上升为两种路线、两个派别的分歧。

　　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列宁的体力、精力还勉强能够应付工作压力，在政治局内有列宁、斯大林、季维诺也夫3个政治局委员压阵，在中央委员会里则有布哈林这样的理论家支持，新经济政策最终是全盘通过了——托洛茨基本人也投了赞同票，尽管他保留了很多意见。事实上，列宁也不敢压迫托洛茨基太甚，不断解释“新经济政策”与“世界革命”毫无冲突，他是着眼于目前，而托洛茨基同志则意在长远，很好地维护了托洛茨基的威信，使得俄国（布）这个股份公司还能“团结一致往前看”。

　　政策出台之后，俄共立即掀起了经济恢复的高氵朝，所有人紧绷的那根弦终于开始松了下来，即便是在红军和俄共内部中最“彻底”、最“坚决”的革命派也因为连续多年的战争将大家折腾得筋疲力尽，不想再继续打仗了，只想停下来好好喘口气，享受一下胜利果实——更何况，在德国、匈牙利无产阶级“起义”失败以后，欧洲的*运动已跌落到谷底，远东则被中国和日本挡着去路，要想“不断革命”也得先有本钱才行。

　　休养生息一年多来，苏俄局面有了很大的好转，有关革命的调子又开始起来了，恰巧这个时候中日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托洛茨基原本对远东的局面很不满意，感觉现在有了底气，内心深处很想借着中日战争的机会收复国土，所以有了今天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在开会之前其实并不知道会议的真实目的，原以为不过是一个有关国防方针或者军事策略的调整，没想到托洛茨基居然抛出来这么大一个话题，一时间也都呆住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稍有不慎就会牵扯到路线和立场上来，其他都是小问题，唯独立场和路线问题是大问题，而且很难翻身，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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