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上，他本来希望自己能够带领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那样能给予顾维钧更多的帮助与照顾，成功了则顾维钧有光彩，万一失败，首要责任也是他唐绍仪而不是顾维钧来背，可以有效保护女婿。现在顾维钧直接出任了代表团团长，他即为女婿受到重用感到高兴，同时又狠狠捏了一把汗——大战结束，各国很可能把矛头再次指向中国，这个团长不好当呢。

　　在经济领域，唐绍仪和秦时竹的分歧在于财政和工商政策，特别是“北方集团”这个“第二财政部”的存在，让他感觉很是别扭。对“第二财政部”的评价，最早是出自《泰晤士报》莫理循的笔下，民国以来的历史进程也验证了这一点。北方集团掌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民初财政困难，中央财政一片赤字的当口，全部是依靠北方集团和人民银行而支撑下去的。政府财政缺钱，好办，安排发行有关专项债券，北方集团或者人民银行立即购买，为政府提供支持，帮助财政渡过难关，然后这些公债在以后年度的税收、或者原有国有资产出让、或者国有矿产资源开采权转让中由北方集团交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汉冶萍集团等等原来由洋务派兴建的大型官办企业都依据这样的成例实现了商办。过程当然是透明的，价格也属公道，但因为这些企业一旦商办后就与外商企业直接竞争，故而外电评论的口气都是酸溜溜的。而在矿产资源开采权转让过程中，包括大同煤矿、陕西延长油田、甘肃玉门油田、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南株洲的铅锌矿、甘肃金川的镍矿、江西与湖南的钨、锑矿，河南与陕西的铝矿等资源开采权全部由北方集团竞购，原先舆论认为北方集团的高价格是吃了大亏，给国家做了贡献，没想到得益于战争景气，所有矿产价格疯长，北方集团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大大赚了一票，又招来不少人犯了红眼病。

　　唐绍仪看问题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北方集团作为在世界上都排的上号的大财团，根本不像外界所怀疑的那样官商勾结，或者依仗政府力量巧取豪夺，相反对政府多有帮助。但作为一个留美出身的政治家，他对于垄断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拆分北方集团这样的事情他还不敢想，但趁着国家财政的好转，“斩断”国家财政与北方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取消“第二财政部”的地位是他很想做的事情。

　　不过，他也十分清醒，财政部虽然是总理分管的部门，但绝不是他能轻易把手伸进去的地方。总长梁士诒虽然和他一样是北洋时期的老人，但唐绍仪从来与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次长熊希龄更不用说，就是北疆体系中出来的。从财政部的立场而言，本身绝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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