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但不是汇率水平和金融发达程度。

　　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在战争条件下交战国仍然可能存在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汇率就发挥出对于生产能力地调控作用——高汇率指数国家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性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国家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秦时竹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中，广场协议后的日元汇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日元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辆，日本的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日元计价水平的提高，日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强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上地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的工业企业纷纷将自身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等落后国家进行再发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虽然日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中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地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元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元汇率只能是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增强日本工业品的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在外国货币计算上仍然是一致地，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内阁绝大多数成员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日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元大幅贬值，中国以日元为单位计算的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国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日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在偿付外债的时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的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企业可以凭藉较高的汇率水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的日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中日两国地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秦时竹等穿越派看来，这样做的最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笔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诱因，萨达姆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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